改革开放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春天
中国的命运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运也维系于改革开放，维系于开启改革开放的思想大解放。
一、教育的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关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破坏，《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曾经给予了充分和准确的评价。在这场十年内乱中，严重的“左”倾错误走到了否定知识、取消教育的极端，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严重破坏是无法估量的。在这场十年内乱中，广大教育工作者遭受严重摧残，整整一代青少年的成长被耽误，我国教育事业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在许多方面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拉大起来，高等教育更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高等学校开始缓慢进入恢复时期。虽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但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是非并没有完全得到应有的澄清，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
（一）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的主要内容
对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邓小平同志的目光十分敏锐，认识十分深刻。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同方毅和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重点提出了要抓好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问题。他说：“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批评：“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他明确地要求：“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同志不仅全面分析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现实性和必要性，而且明确地指出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就是“思想解放，争取主动。”1978年3月8日，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讨论全国教育工作文件草稿时，他再次强调指出：“基本思想是要彻底解放思想，首先从教育部开始。”1978年4月19日，在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时，他明确提出：“全国教育会议实际上是清理过去教育的问题，把一些带政策性、方针性的问题肯定下来，看看教育有什么特殊问题需要研究。”因此，教育战线包括高等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意义十分重大，任务也十分艰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1978年前后的中国处于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期，在当时党的正确思想路线还没有恢复、国家各项事业发展还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正是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和革命家的胆略和理论勇气，敢于面对现实，坚持实事求是，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澄清了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使我国教育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迎来了全面发展的大好时期。正是通过在思想上的彻底解放和在实践上的拨乱反正，中国高等教育逐步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的影响，全面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拨乱反正，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跨越。
第一，以彻底推翻“两个估计”为突破口，全面解除强加给教育界和高等教育界的精神枷锁，彻底清除“左”倾错误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思想束缚。
1966年5月，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了教育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企图全盘否定建国以后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包括高等教育工作。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经过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建国以后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所谓的“两个估计”：一是教育部门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二是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谓“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炮制的严重破坏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的黑纲领，为迫害广大干部、教师提供了重要的论据，成为长期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沉重的精神枷锁。因此，面对“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的教育事业造成的深重灾难，必须首先彻底推翻关于建国以后17年的教育工作的所谓“两个估计”。不彻底推翻“两个估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恢复和整顿就无从谈起，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就没有希望。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同王震和邓力群同志谈话时，十分感叹地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正是基于对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存在问题和落后状况的清醒认识，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了在教育战线影响大、涉及广、足以牵动全局而在当时仍然成为禁区的问题――“两个估计”问题。他明确地提出，要以彻底推翻“两个估计”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恢复和整顿教育秩序，迅速在教育战线打开拨乱反正的局面，为新时期中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铺平道路。1977年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自告奋勇地分管了科学和教育工作。他在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批评“两个凡是”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亲自狠抓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对“两个估计”的错误进行了认真和严肃的批判。在1977年8月8日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专门谈到了关于十七年的估计问题。他明确地肯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科教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他认为：“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同年9月19日，邓小平同志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纪要》（即《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因此，他要求教育部坚决甩掉“两个估计”的包袱，大胆为知识分子说话，放手开展工作。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议，教育部组织撰写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讨论》的理论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所谓“两个估计”进行了深入的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正式决定撤销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四人帮”炮制的所谓“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
彻底推翻“四人帮”炮制的所谓“两个估计”，为正确评价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为确保中国教育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策环境。这不仅彻底解除了“四人帮”强加在教育界和高等教育界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而且彻底清除了长期以来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中国教育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思想束缚。正由于“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广大教育工作者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以最大的工作热情和最好的工作状态，积极投身于新时期中国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事业之中。由此，作为新时期中国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标志性成果，彻底推翻“两个估计”也为其它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树立了榜样，成为了全面拨乱反正的先声。
第二，以清除“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诬陷为切入点，努力营造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党内不少同志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轻视科学技术知识和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把许多专家学者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排斥、打击甚至迫害知识分子，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教育领域和高等教育领域，许多领导干部和教师，特别是一些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教授，遭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们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或致残。据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起诉书中的统计，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受诬陷、迫害的干部和教师就达14.2万余人。
邓小平同志历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他郑重地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谈及人才和知识分子的极端重要性。1977年5月24日，他态度十分坚决地提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在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和4月22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分别对广大科技队伍和教师队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于广大科技队伍，他指出：“二十八年来，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确有很大的进步。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做出了成绩。甚至在林彪、‘四人帮’那样迫害和摧残知识分子的时候，广大科学技术人员也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科学技术工作。许多人在同‘四人帮’斗争中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衷心拥护党中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加奋发努力工作。这样的队伍，多么难能可贵！这样的队伍，就整个说来，不愧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同时，他对广大教师队伍指出：“二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人民教师队伍。全国有教师九百万人。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勤勤恳恳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为民族、为国家、为无产阶级立了很大功劳。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劳动者。我们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表示慰问和敬意。”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做出这样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及他多次就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讲话和指示，坚决扫除了长期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科学、教育和文化以及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提高了学、教育和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了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对于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极大地激发了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广大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指出：“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对于终生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应当鼓励。”“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他提出，要积极改善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创造各种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把人才的聪明才智充分挖掘出来，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1977年8月9日，在看到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原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时任华北农业大学核心小组成员沈其益教授等关于原北京农业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次搬迁中的遭遇等问题的联名信时，他批示：“在座谈时，他们谈得很激动，建议国务院派专人调查和处理。”1977年8月27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教授时说：“关于恢复‘臭老九’名誉的问题，我们正在做。当然要做许多工作，要具体解决许多问题，只讲恢复名誉，不给工作条件不行。”1978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后，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强调对知识分子要有正确估计，做好复查和平反冤案、假案和错案工作；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知识分子，做到有职有权有责; 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根据这一精神，各高等学校认真细致地开展了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实事求是地纠正了若干历史遗留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和推动下，全国科技界和教育界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迅速地被平反纠正，仅清华大学就平反了1800多起冤假错案。
在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大力倡导全党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动员全社会把尊师重教落在实处。为进一步落实高校知识分子相关政策，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师职称提升停顿、补充的新教师多数缺乏严格的教学科研工作训练等情况，国务院于1978年3月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教师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该请示报告的决定，在国务院没有作出新的规定以前，仍执行1960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恢复原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职称。提升教授和副教授的审批权限改为省、市、自治区批准，报教育部备案。根据“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全面考核，择优提升”的原则，全国高校分期分批地进行了提升教师职称工作。至1981年，全国高等学校有13万多名教师提升和确定了职称，其中提升教授2400多名，副教授20700多名，讲师116100多名。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教师工资、奖励和职称制度的有关指示精神，从1977年10月起，全国教育领域中近60％的教职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1978年，首次在学校教职工中发放了年终奖金。同时，各高校采取脱产进修、重点补课、在教学中实际锻炼等各种方式，提高新教师的学业水平，并对一部分无法任教的教师安排转岗。这些措施调动了教师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积极性，也极大地提高了教师队伍的质量和水平，为新时期教育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第三，以扭转“文化大革命”破坏教育的混乱局面为抓手，推动学校教育正常秩序的恢复，确立高等教育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性地位。
“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造成了长达十年的社会动乱，造成了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使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也受到严重破坏。在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二十世纪70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的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所谓“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大量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被迫撤销、搬迁和中断招生，各级教育事业基本瘫痪，呈现出满目凋零的状况。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极差，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低下。1971年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对高等学校进行“调整”，将原有434所高等学校砍掉106所。在“文化大革命”中，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四年，研究生停招十二年，停止派出和接受留学生达六、七年。1970年开始，部分高校采取推荐方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废除了入学考试。他们大多数只有相当初中甚至不到初中的文化水平。高校学制由“文化大革命”前的4-6年缩短为2-3年。工农兵学员在校期间的基本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实行所谓开门办学，主要是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他们的实际水平没有达到大学本科和专科的水平。因此，“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时期内直接导致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2亿3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面对“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面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严重破坏，必须全面和尽快地恢复学校包括高等学校的正常办学，必须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放在应有的战略位置。实际上，早在1975年9月26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邓小平同就曾经尖锐地指出：“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底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感，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更是进一步地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高度来认识科技与教育的重要作用，从维系党和国家的命运的全局性高度来把握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科技和教育在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差距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在1977年8月4日至8日的科技和教育座谈会中，针对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要把大学办好。”“大学要办得活一点。”“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坚持两条腿走路，水平比较高的，叫做重点，重点大学、中学、小学。”“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和业余大学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在大专院校中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院校。”为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一系列论述可以说是高屋建瓴，不仅为准确把握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地位提供了指南，而且为新时期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具体目标、任务和要求。
在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坚持科学发展，兼顾规模发展和质量提高，管理秩序和教学秩序进入正常运行的轨道。其中，恢复和实行了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和派遣留学生制度，逐步实现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恢复和确定了若干应当集中力量办好的重点大学，恢复和完善了高等学校的原有学制和教学秩序，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高等学校教师奖励和考核制度。随着党和国家逐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着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有效实行，中国高等教育全面推进各项体制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切实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积极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地位。
第四，以造就又红又专人才为着眼点，清算“文化大革命”对人才培养的破坏，指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人才培养的正确目标。
“文化大革命”对教育战线和高等教育战线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其结果最直接地体现在人才培养上。据估计，在这十年的时间内，国家至少少培养了10万研究生、100万大学生和专科毕业生、200万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才青黄不接和知识匮乏的问题。由于在教育领域和高等教育领域大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在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许多方面都形成了极端错误的认识和做法，甚至出现了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邪说，树立了考试交白卷的所谓“真正的又红又专”典型，炮制了所谓的“五・七”公社经验等。例如，在严重“左”倾思想的错误影响下，把科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说成是“封、资、修”的“大毒草”；把各类学校积极采取提高教学质量的做法，说成是搞“智育第一”；把广大学生认真读书学习，说成是“走白专道路”；把学生培养成又红又专的人才，说成是培养“精神贵族”和“资产阶级接斑人”；把实行校长负责制和发挥专家的作用，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教育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和教师的积极性，破坏了以教学为主的正常教学管理秩序，促成了“读书无用论”的不良风气流行，也致使广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普遍下降，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比较严重。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文化大革命”中在人才培养问题上错误思想、观点和做法的清理和批判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对“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的做法进行了批判。1978年4月22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又专门批判了“四人帮”在教育问题上的一系列谬论。他指出：“‘四人帮’反对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科学文化，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胡说这是‘智育第一’，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他们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并把今天掌握了文化的劳动者及其子弟诬蔑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大声急切地呼吁：“‘四人帮’这些谬论的流毒，现在仍然需要大力肃清。”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问题。他说：“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同时，邓小平同志专门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对红专问题的错误认识，要求大家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和合理的要求。他说：“‘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
在1978年4月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再次提出，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提高我国的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必须首先依靠人才，必须优先发展教育，必须让教育战线和高等教育战线承担起义不容辞的责任。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同王震和邓力群同志谈话时所希望的那样，“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因此，只有明确了人才培养的目标，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切实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实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的目标，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如何真正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二）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的重大事件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真理标准大讨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教育界和高等教育界彻底批判和推翻了“两个估计”等错误的认识和观点，认真肃清和摈弃了严重“左”倾错误造成的一系列破坏和影响，开始全面确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优先发展教育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大计”，“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千方百计把教育投入问题解决好”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性思路。因此，1978年前后，中国高等教育的主题就是在思想解放中拨乱反正，在拨乱反正中整顿恢复，在整顿恢复中优先发展，从而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前奏。在这一时期，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第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是科技教育系统拨乱反正的动员令，也是推进全面拨乱反正的一个大动作。
1977年7月29日和8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同方毅、刘西尧等同志谈教育问题时说：“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他同时指出：“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他明确要求，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重点大学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还有教师队伍问题；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把愿意回国的科学家请回来；要提倡尊师爱生，现在要特别提倡尊师。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对于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77年8月4日-8日，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33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会议。在这些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中有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马大猷、郝柏林、钱人元、邹承鲁、张文裕、童第周、张文佑、叶笃正、黄秉维、王守武、高庆狮、许孔时、汪猷、严东生、王大珩，中国农业科学院金善宝，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北京大学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何东昌、潘际銮，复旦大学苏步青，上海交通大学吴健中，南开大学杨石先，天津大学史绍熙，吉林大学唐敖庆，南京大学苗永宽，武汉大学查全性，西安交通大学程遒晋，华北农业大学沈其益，中山医学院宗永生，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等。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部分负责同志。邓小平同志自始至终参加并主持了会议。这次会议是他第三次复出两个星期后的第一次重大会议，也是他第三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第一个大动作。
当年曾经与会并采访邓小平同志的新华通讯社记者顾迈男在三十年后回忆到，会议是在邓小平同志简单质朴的开场白后开始的：“同志们好!我自告奋勇地管科学和教育，中央也同意了。赶超从何入手呢?就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现在请大家发言。”在会议上，与会人员畅所欲言，把在十年动乱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摧残，尽情地倾诉出来。同时，他们争先恐后地发言，积极为科技和教育事业献计献策，直接向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各种政策性的建议。会上，有的建议高等学校应尽快恢复招生考试制度，有的呼吁关心和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有的主张立即恢复每周五至六天的科研时间，等等。邓小平同志多次插话和讲话，鼓励大家为重建新时期科学和教育事业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会议的第一天，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了会议的目的和意义。他说：“邀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这个世纪还有二十三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
在持续近一个星期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在全面分析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关系的基础上，准确指出了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强调了高等教育在满足现代化建设需要、培养科技人才、承担科研任务中的重要作用。在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具体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联系与会专家和学者提出的实际问题，特别就教材建设问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果问题、科研教学仪器设备生产质量问题、科教战线平反冤假错案问题、确保科研时间问题、提高大中小学教师水平的问题、办好重点大中小学问题、科研队伍稳定问题、科研教育后勤保障问题、技术交流和学术交流问题、不同类型高校办学特点问题、教育教学内容改革问题、增列重点学校问题、鼓励科学研究创新问题、研究生培养问题等给出了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在会议中，邓小平同志多次专门谈到了高等教育，鲜明地提出了“要把大学办好”，“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必须搞科研，要承担相当多的科研项目”等具体要求。因此，对于中国教育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一次明确要求和指明方向的大会。
在会议结束的总结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就十七年的估计问题、调动积极性问题、体制和机构问题、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后勤工作问题和学风问题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述，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对全面实施新的治国方略、促进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深刻思考，全面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清晰的发展思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明确否定了1971年7月在姚文元修改和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提出来的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此，搬掉了长期压在教育界和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不仅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而且打破了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思想上突破了“两个凡是”，在认识上突破了“两个估计”。这次会议之所以十分重要，就是突出地体现在――通过“两个突破”成为当时科技和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一个动员会，是全面拨乱反正的一个大动作。假如没有这“两个突破”所带来的解放思想，科技和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无法更好地带动和推进全面拨乱反正。
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开启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先河，是在历史转折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鲜明标志，是“科学的春天”和“教育的春天”即将到来前的“一声惊雷”。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由此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是高等教育事业拨乱反正的起始点，也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如果说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是科技和教育系统拨乱反正的动员令会，那么，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则是对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精神的积极落实。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本身就是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在他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根据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建议确定下来的。我们完全可以说，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的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彻底扭转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长达十年的教育领域混乱局面，是恢复和建立新的教育和高等教育秩序的开端，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首先被废止的就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全国高校停止招生，高等教育入学考试被“扔进垃圾堆里去”，教师与学生被下放劳动，高等教育陷于全面瘫痪。20世纪70年代，全国部分高校开始逐步恢复办学。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用选拔推荐的方式试点招收部分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七届94万人。由于废除了入学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根据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的调查，在校工农兵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美籍科学家李政道教授时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由于“四人帮”干扰，这个建议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而未能实行。1973年，部分省市在招收大学工农兵学员时增加了文化考试，结果又因为一场“白卷英雄”的闹剧而夭折。1975年，邓小平同志受命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领导开展全面整顿。他当时设想，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很快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及时实施。1977年，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主动请缨，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在恢复工作后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在正式决定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之前，邓小平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其中包括5月12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的谈话，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7月23日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的谈话，7月29日和8月1日同方毅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的谈话等。在上述谈话中，邓小平就尽快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提出了两条重要意见。一是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二是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态度十分鲜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邓小平酝酿多年的一个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他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轨。出人意料的是，就在邓小平复出工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这个方案被提前确定了。
在1977年8月6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当时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他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严重弊病，强烈要求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在认真听取了专家和学者的发言之后，邓小平同志明确要求：“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至此，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基本确定。在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的决策过程中，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关心和爱护知识青年，还亲自过问和制定了许多重大的政策，包括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范围，为广大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大学创造条件；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青年上大学制定特殊政策；修改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等等。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在太原召开。当年的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一年开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是建国以来唯一的一次。这次会议的会期长达45天，也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最后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其主要办法是：劳动知识青年可以报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报名；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这次会议同时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向社会公布了当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的历史性决定。
与过去不同的是，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1977年12月16日到18日，全国有570多万人报名参加了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试，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来年的高考考场。这次考试共录取大学新生27.8万人。1978年，全国有610多万人参加高考，录取大学新生40.2万人。1977级学生在1978年春天入学，1978级学生在当年的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了1180万人，共录取68万名大学新生。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改变了一代中国知识青年的命运，调动了亿万青少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直接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各行各业高素质人才。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前，在彻底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之前，在教育界彻底打破“两个估计”之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前，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这样的大动作只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能做到。因此，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是“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是全面拨乱反正、开创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一个突破口。在半年之后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说：“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批判‘两个估计’之后，教育战线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当时历史背景下，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恢复与否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关系到根本性的思想路线和政治大方向问题，涉及到对“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是肯定还是要否定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的恢复；而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又为思想上拨乱反正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个入学考试，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它不仅在社会发展上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形成了重视教育、关心教育和支持教育的意识。因此，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切实落实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和要求，是在教育战线开展拨乱反正的重要起始点，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拨乱反正的重要突破口，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意义。
二、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全民族创新活力极大激发的三十年，更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大发展的三十年。1978年前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为高等教育事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断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成为高等教育发展重要的抉择和任务。
（一）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背景
要正确把握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必须深刻地分析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因此，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要努力明确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科学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全面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
第一，在中国社会全面改革开放的发展大环境下，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的全国科学大会和4月22日至5月16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是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发展历史上两次空前的盛会。广大知识分子振臂欢呼：“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教育的春天到来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地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科学的春天”和“教育的春天”的到来，为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氛围和发展契机。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提出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基于“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徘徊局面，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全面地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制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高等教育进一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指明了航向，促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不断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时期。因此，它不仅吹响了中国社会思想大解放和大发展的号角，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大解放和大发展的进军令。
第二，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不断变革的时代大背景下，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发展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条件下，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是全局性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必然更深入地触及到社会大发展和大改革中的许多方面，必须确保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相互协调，实现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相互统一。在经济体制改革转轨中，在世界科技革命发展中，在思想文化价值转型中，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必须积极面对和回应更加复杂的困难、问题和挑战。
实事求是地讲，建国近四十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为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一般规律的认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发展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只有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才能具有全面参与世界性、高水平竞争的坚强实力，才能把一个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事业带入二十一世纪。
（二）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
在新的发展时期，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基础地位日益凸显，居于教育“龙头”的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更为特殊的重要地位。高等教育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柱，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保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因此，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承担着越来越重大的改革和发展任务，承担着更加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其中，我们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教育方针，把青年大学生培养成为一代“四有”新人。
办学方向是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的本质要求。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走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才能保证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从古到今，从外国到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为社会培养人才一直是其主要的社会职能，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的本质特征。中国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就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必须“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把人才培养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坚持高等教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就是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集中体现。在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把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作为培养人才的质量标准。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他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是要在培养人才的目标上达到又红又专。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坚持又红又专的重要意义以及红与专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红”是指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专”是指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1982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因此，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是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认识深化，是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也是新时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
邓小平同志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面对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尤其是人才状况的差距，他强烈地呼吁：“目前的状况不改变行吗？”邓小平同志积极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从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结论。要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必须依靠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更应该具有强烈的历史紧迫感和时代责任感。
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才资源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要素和最现实的生产力。高等学校是创新拔尖人才的摇篮，是高素质劳动者和建设者的培养基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和艰巨任务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不仅要造就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而且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和开拓创新能力的厂长、经理、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和其他经济、技术工作人员，还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能够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要求的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新闻和编辑出版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军事工作者和各方面党政工作者。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因此，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需要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必须承担的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战略中，教育优先的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共识。在当今世界，高等教育不仅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的知识经济，更需要高等教育提供关键性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高等教育的根本宗旨和中心任务是培养人才，人才培养的质量是高等学校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高等学校社会声誉和影响力的根本。高等教育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阵地，更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力军。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和党的教育方针，始终不渝地坚持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努力培养具有优秀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各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支撑。
第二，坚持“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把高等学校建设成为科技和教育“两个中心”。
amp;nbsp; 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牢牢把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两大根本。因此，坚持“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是确保科技和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准则，也是促进科技和教育功能发挥的重要前提。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科技进步也离不开人才。因此，从根本上说，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水平。因此，优先发展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大计和基本国策，必须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
在19世纪初期，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开始积极倡导高等学校的科研职能，即大学不仅在于传授已有的知识，而且在于探究未知的知识，逐步改变了“只知教学而无研究”的传统风气。1876年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标志着西方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职能进一步拓展。开展科学研究，发展科学技术是高等教育的又一重要职能。这一职能同样伴随高等教育发展的始终，并且随着人类社会和科技、教育、文化的不断发展而呈现逐步强化的取向。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一直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在发展科技方面的作用，把高等学校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1977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它们有这个能力，有这方面的人才。事实上，高等院校过去也承担了不少科研任务，随着高等院校的整顿，学生质量的提高，学校的科研能力会逐步增强，科研的任务还要加重。朝这个方向走，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就可以快一些。”“我们现在还不能让所有的高等院校普遍加重科研的分量，但是重点大学都要逐步加重科研的分量，逐步增加科研的任务。从科研队伍的数量来说，若干年后，学校的科研机构也许同专业研究机构大致相等。”因此，高等学校不仅要成为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教育中心，而且要成为走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科技中心。要以人才培养为基础，努力发挥高等学校学科门类比较齐全，拥有众多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的优势，使高等学校在科学技术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高等学校要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面向经济建设，坚持同人才培养相结合，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尽快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同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发展社会科学和发展自然科学都是我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坚持“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的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切实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积极繁荣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努力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在充分借鉴和有效吸收世界各国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这已成为一个国家推进科技和教育发展的关键，是世界上众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在内的成功经验。高等教育不仅培养人才，而且是科技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军。高等学校不仅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更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主体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站在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高度，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创新之路，要在教育观念、教育体制、运行机制、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实践，自觉地承担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历史重任，自觉地肩负使中国科技和教育尽快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崇高使命。只有这样，高等学校才能真正成为人才培养的摇篮、科学技术的策源地、先进文化的发祥地、知识生产的基地和社会发展的智力库。
第三，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使高等教育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
在20世纪初期，创办于1848年的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和创办于1868年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明确提出了高等学校的服务职能，现代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康奈尔大学的创办人明确提出：“将使科学直接服务于农业和其他生产行业”。190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梵海斯提出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园是整个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大学服务于威斯康星州的“威斯康星理念”，将服务职能最充分地加以发挥。世界高等教育已经逐步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将教学、科研和服务职能有机地融为一体。社会服务已经成为高校的又一重要职能。
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始终把教育和高等教育看作是全党和全社会的大事，把教育与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邓小平同志一直高度关注世界和社会的发展趋势，他强调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此，对高等教育来说，必须立足国情和世情，把发展放在首位，在以改革促进发展，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它一切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高等教育同样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水平和质量，最终是要以是否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否满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为评价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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